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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闻一多、沈从文到康德与福柯:大师们上课点名吗?

时间:2019-10-05 02:08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学院是知识生产的策源地,是文章专著的孵化所,也是青年才俊活跃的文化

  学院是知识生产的策源地,是文章专著的孵化所,也是青年才俊活跃的文化场。新京报“学院观察系列”关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生态、研究与日常,将学院那些事付诸笔端。

  刚开始工作那会儿,年轻气盛,每学期上第一堂课,必定会略带挑衅地说:这门课我不点名,来不来随便!我自认为这是欲擒故纵的招数,但效果往往很差。随着日子一周周过去,来上课的人数慢慢减少,我也无法收回原来的话开始点名。虽然外在装作无所谓的表情,但内心也会后悔自己自负的无知或无知的自负。

  我想学生的缺课或也多是因为现实的困难。比如,奉贤海边的冬天特别冷,每年冬天我去上课,都会被冻出重感冒来。老舍先生说,“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,就有修仙的资格”,奉贤怕是也不差多少。

  又比如,我们今日的大学往往是校园太大、校区太多,上个课,南征北战,堪比长征。这种情形也有先例,如民国时期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横跨苏州河,六合开奖报码器与甲鱼,学生要摆渡过河上课,一天要来回摆渡五六次,你说他能不迟到吗?

  如今强调佛系生活,老师忙,学生更忙,点名和应名,都需要一些合适的技巧和心态。钱穆在《师友杂忆》中提到孟森先生,点名时十分平和:

 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,心气和易。所任明清史,讲义写得太详密,上堂无多话讲,学生缺席,只少数人在堂上,遇点名时轮流应到。心史说,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,但点名却都到了,仍自讲述不辍。学生传为谈资。

  由此看来,点名其实不能叫点名,而应该叫点头。因为有头未到而名到者。正是因为学生层出不穷的花样,现在各个学校也都在不断地升道防魔。刷卡已经很落后了,有通过指纹来“点指头”的,据说北京某高校还采用了“刷脸”技术。我看目前最狠的手段是“点手机”,老师在教室门口为每个学生准备一个小口袋,学生上课时把手机放在各自的袋子中。手机现在是学生们的命根子,须臾不能离,放下手机,立地成野人。哪有人到而手机不到,或者手机到而人不到的?

  其实很多老师都是不点名的。就像钱穆先生当年在北师大讲秦汉史,二百余人的大教室很早就被挤满,走廊里也都是学生,水泄不通,钱穆先生竟无路登讲台,于是只能跳上学生的课桌,踩着桌子才勉强走上了讲台。记得当年在复旦读书时,著名的三一零八教室,常有大师光顾,座位是根本占不到的,能挤进教室就属幸运,有时候只能隔窗挤进去一个脑袋。运气差的时候就架在走廊里听,有种隔墙有耳的感觉。

  如此看来,学生缺不缺课,关键还在于老师,同一个学生,可能喜欢某甲的课,但不喜欢某乙的课,汪曾祺先生可谓典型的代表。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,但不喜欢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课,朱先生上课爱点名,严厉刻板,作业太多,汪曾祺于是经常逃课去泡茶馆或图书馆。

  但汪曾祺喜欢闻一多先生的课,闻一多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大学者,性情自由放旷,一上课,“闻先生点燃烟斗,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(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),闻先生打开笔记,开讲:‘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乃可以为名士。’”他也真是名士做派。闻一多上课从不点名,课讲得极其精彩,吸引许多粉丝慕名而来:

 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,非常“叫座”。不单是中文系的、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,连理学院、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。工学院在拓东路,文学院在大西门,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。闻先生讲课“图文并茂”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、女娲的各种画像,用按钉钉在黑板上,口讲指画,有声有色,香港中特网免费资料图,条理严密,文采斐然,高低抑扬,引人入胜。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。(汪曾祺《闻一多先生上课》)

 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。左起朱自清、罗庸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。(1944年摄)

  汪曾祺更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先生,这是影响其一生的恩师。沈从文上课也不点名,而且他“不长于讲课,而善于谈天”。

  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,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,——就是这样一户!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。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,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,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。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,一边吃,一边讲,还说:“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,烟台苹果就很好!”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,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。谈林徽因发着高烧,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。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。金先生终生未娶,长期独身。他养了一只大斗鸡。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,和金先生一起吃饭。他到外搜罗大石榴、大梨。买到大的,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,比输了,就把大梨、大石榴送给小朋友,他再去买!(汪曾祺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)

  这样的谈天,别说穿越半个昆明城,哪怕是穿越半个中国,半个地球(有钱的话),也是值得的,老师自然是不用点名。

  还有些老师,不但不点名,反而不希望过多的学生去听。法国思想家福柯43岁被选为法兰西学院“思想史体系”教席,从1970年12月到1984年6月去世,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授课。他的课堂因思想性和个人魅力,在当时极受欢迎,听课者除了学生,还不乏学者、教授、社会人士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人,以至于“人满为患,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”。当时有记者描写了福柯课堂的气氛:

  当福柯快速走入教室,雷厉风行,就像某人一头扎入水里,他挤过人群,坐到椅子上,推开录音机,放下讲稿,脱下外套,打开台灯开始讲课,一秒也不耽误。扩音器传出响亮、有力的声音,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工具,从仿大理石的灯罩发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。教室有300个座位,挤了500人,没有一点空地……

  福柯当然不用点名,他反而一直抱怨课堂的人数太多,影响到了和听众的距离和课堂的效果,以至于他希望通过调整上课时间(从下午17:45改为上午9:30)来减少人数:

  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,大学生已不再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了。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:起床的和不起床的。但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,终究有一个标准。

  这对如今许多只嫌粉丝不多、只嫌出镜率不高的“大师”、“名师”们来说,简直是匪夷所思。福柯理想的课堂是有真正的交流,而人数太多,就无法实现互动,让课堂变成了单向的表演:

  有几次,当课讲得不太好时,不需要太多,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改变状况。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出现过。在法国,群体效应使一切真正的探讨变得不可能。因为没有反馈渠道,授课被戏剧化了。我和那里的人们是表演者或杂技演员与观众的关系。当我讲话完毕,就有一种完全的孤独感……

  这种“孤独感”想必许多老师都有过,譬如我自己,课堂讲授的多是文学理论、美学理论等之类枯燥乏味的课,遇到要讲什么结构与解构、语言与言语、存在与本体、言意之辨之类连自己都半懂不懂的内容时,如果此刻恰好与学生苦涩又无助的眼神相对,我的脑海就会反复滚动起卡森·麦卡勒斯(Carson McCullers)在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中写的一段文字,那是哑巴辛格的一段内心独白:

  如果用嘴巴与人交谈,从对方脸上茫然的表情中,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想必就像动物的声音,或者自己的言语中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。对他来说,努力用嘴说话是痛苦的……

  其实,老师们之所以不愿意点名,除了或真或假的自信外,可能是因为还在固执地守持着“只闻来学,未闻往教”的古训,不愿自降身价罢了。不点名,内心还是希望学生来听课的。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”,是老师们最为虚荣又虚无的白日梦。其实,英才未必能得;得到英才,你也未必能教。但老师们应该都多少有点货色,加上“好为人师”的虚荣,一段轻松的讲述,可能需要燃灯枯坐好几个通宵。

  老师多愿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状态,理想的教和学的环境,或许应该是自由和宽容的。老师愿意教,学生愿意学,就像几被描画为“学术理想国”的西南联大。如何兆武先生回忆的那样:

 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,没有点名,没有排队唱歌,也不用呼口号。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,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,几天不上课没人管,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,个人行为绝对自由。……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,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,看什么,听什么,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……

  不点名的状态,确是理想的状态,有无为而治的意思。但现实中老师们也往往愿意秉持精英主义的原则,尽管只是少数人来上课,也愿用心去讲。康德曾说过一句让很多老师有知音之感的话:

  众所周知,课程的开头被活跃而又不稳定的年轻人们搞得多么紧张,而此后教室将逐渐地变得多么宽敞。

  遇到康德的课,多数的学生大概是一定要逃的。但我想,那逐渐宽敞的教室里,肯定也会有两三个学生在安静地听讲。那两三个人,才是不点名的康德留下来继续讲课的动力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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